夏淑琴96岁了。
2025年11月30日，她在外孙女夏媛的陪伴下参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祭活动，再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这道建于1995年的名单墙，起初镌刻着3000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象征被日军屠杀的30万同胞。后经多次增刻，墙体越来越长，墙上的名字也越刻越多，数量已有一万余个。在南京民间，人们习惯把这道墙称为“哭墙”。
当天，夏媛握住外婆的手，一同为墙上的亲人名字描新。横竖撇折间，夏淑琴止不住想起离世的亲人，还有那场震惊世界的浩劫——南京大屠杀。即便屠杀的尖啸已经平息了多年，可记忆阀门一旦打开，夏淑琴仍会被巨大恐惧和痛苦包裹，数次流泪。
“我今年已经96岁，以后不一定能来了。”她看着围在身边的人，紧跟着又补充：“我还想活着，活着等日本人承认‘哭墙’上的人是他们老一辈人杀的，我就对得起‘哭墙’上的人了，也该走了……”
时间对夏淑琴而言越来越紧迫。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有24位。她作为“时间证人”，一次次向外界揭露日军暴行，带人们闪回至那个漫长的冬季。
（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
破城的日军闯进夏淑琴家，对着屋内的人肆意枪杀和侵犯，年仅8岁的夏淑琴遭日军连戳三刀昏死过去。待醒来时，一家九口人只剩下她和4岁的妹妹存活。浑身是血的夏淑琴带着妹妹无处可去，吃着家中留存的食物，在亲人的尸体旁度过了14天。而院落之外，枪声不断，哭喊声彻夜不停，丧心病狂的日军在南京城内，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展开近6周的烧杀淫掠，至少30万人遇难。南京陷入至暗时刻。
在日军的铁蹄踏入南京之前，部分留驻南京的外国人士设置了南京安全区，成立国际委员会。占地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下设25个难民收容所，庇护了20多万难民。德国人约翰·拉贝担任主席，他带领多位西方人士，以“外国人”身份与日军周旋、谈判，想方设法减少日军对难民的侵犯和迫害，还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日军暴行。
一天，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约翰·马吉在许传音的带领下来到新路口5号，用16毫米摄影机拍下院内夏淑琴家人的尸体影像。死里逃生的夏淑琴在现场向马吉讲述亲人被害的经过，以及她和妹妹是如何度过了煎熬的两周时间。而后，马吉根据夏淑琴和邻居的口述写下整整一页纸的说明，这是他留下的所有影片说明中最长的一段。
几乎同一时刻，南京东北角的江南水泥厂内，丹麦青年辛德贝格和德国工程师卡尔·京特在水泥厂上空升起两国国旗，以此威慑日军。106个日夜里，他们坚守在此，保护了约2万中国难民。辛德贝格还会开车往返城区和栖霞山，从城里带回药品，顺便给约翰·拉贝和难民送些食物补给，再小心地拍照记录日军罪行。得知马吉拥有一台摄影机，辛德贝格邀请马吉来栖霞山，用动态镜头记录南京之痛。
“日军进犯南京前，舅舅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他就发现日军对中国的侵犯行径。”辛德贝格外甥女玛丽安·安德森回忆说。1938年3月，迫于日本当局压力，辛德贝格不得不离开南京，临走前民众赠送给他一块绣有“见义勇为”的丝绸。辛德贝格怀揣这份南京礼物以及珍贵的照片、影像返回欧洲，在国际劳工大会上公开放映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
至于那块南京的丝绸，辛德贝格交由玛丽安保管。2006年，玛丽安将其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舅舅说，他并没有‘拯救’南京人民，而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现在，那块丝绸回到了南京，并且会一直留在那里，纪念舅舅和南京人民的特殊情谊。”玛丽安说。
时间回到11月30日的家祭活动，张庆穿过人群找到夏淑琴，郑重地与她合影。“我一定要和夏淑琴拍照，我是带着曾外公的‘眼睛’看她，也是带着曾外公的寄托再看看这段历史是如何被人们铭记的。”
张庆的曾外公叫许传音。80多年前，年幼的夏淑琴在家门口对马吉讲述家中惨案时，就是许传音作为翻译，协助马吉完成了影片拍摄。“曾外公在世时，不愿意向家里人提起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对他而言是彻心的痛。”当时南京尸横遍野，许传音带人掩埋同胞尸体，给难民分发食物，还带着外国友人四处取证。 1938年2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取消后，由国际救济委员会继续原来的工作，许传音担任委员会成员，是成员中唯一的中国人。
待硝烟散去，这段家国危难间挺身而出的经历被许传音有意隐去，其中细节也以另一种方式尘封在《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的部分段落中。直到后来，张庆才得知拉贝先生和魏特琳女士经常提到的许博士，就是自己的曾外公。他们一家，原来和历史靠得这样近。
（二）
许传音是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开始寻访南京安全区中方工作者后，整理出的第一人。
张连红还记得，2003年冬，他和研究魏特琳事迹的美籍华裔历史学者胡华玲一同登报寻找许传音。“我们联系上许家后人，又从他们提供的线索中梳理出更多史料，确定了许传音的身份，进而完整勾勒出他的事迹。”
张连红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抽丝剥茧般的寻证，日复一日的走访，上千万字的史料，数十年积淀，一步步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变得无可辩驳。而随着研究深入，他意识到：南京大屠杀，不应只是触目惊心的数字，历史洪流里的个体声音同样该被听见。
2022年，张连红牵头完成了首部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的专著《南京大屠杀国际安全区研究》，其中一章专门收录安全区内中方成员的故事。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所长姜正云、“金女大”舍监程瑞芳、金陵大学图书管理员邰常仁……1500多名同许传音一样勇敢的中国同胞，成了历史叙述的主体。“安全区内中方成员目前查证到名字的只有100多人，我们会沿着线索继续查下去。”
因为一个“名字”，和“名字”背后的故事，国内一众学者接续努力。而在太平洋彼岸，也有这样一群人，将一个“名字”作为前行航标。
“今年7月，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与美国历史学者霍普金斯，联合出版了新书《张纯如与一己之力》。”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李玲负责了相关出版工作，“‘一己之力’是纯如始终坚信的理念，凭借她对真相和正义的执着，她实现了本书副标题所写的——正义的胜利。”
李玲和张纯如的“相遇”，要从2011年旧金山湾区的一家咖啡店说起。“当时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成员在店里开月度会，讨论准备那一年的‘南京祭’并提到张纯如，我旁听了整整两个小时。”历史的时间线在悄然间交织重合。史维会于1994年12月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图片展，是张纯如相关研究的初衷，而李玲又因张纯如关注到史维会并加入其中。“是历史选择了我们，而不是我们选择了历史。”她说。
史维会成立至今，已连续30年在海外举办“南京祭”，并开展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相关国际研讨会和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细菌战全美图片展，通过合唱、演讲、追悼、放映等一切可利用的方式，让侵华日军暴行在更大范围传播。“这些年，我一直觉得纯如就站在我们身后，我们也一直延续着她的脚步，告诉更多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万里之外，张纯如的故乡淮安，“一个人的力量”正在影响更多人。“截至目前，今年已有20多万人走进纪念馆，了解她不平凡的一生。”淮安张纯如纪念馆副馆长刘卉说，纪念馆开馆至今，每逢重要时间节点，都会举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纪念活动。“今年我们还走进省内外大学、中学、小学，开展30多场张纯如女士生平事迹巡回展，吸引了3万多名师生参与。”
写下“南京大屠杀与我有什么关系？”这篇知乎文章的“95后”青年周昱羽，是听见的人，也是传播的人。当年，她在文末写道：“你说南京大屠杀到底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想关系就是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现在站的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一场大屠杀，迄今为止，只过去了短短的几十年。”如今，已经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周昱羽还在关注南京大屠杀历史。“张纯如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坚定站在真相一边的选择，影响了我和许多人。”周昱羽说。
（三）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8年，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人以不同方法来铭记这段历史。在他们行动时，国籍、性别、年龄等符号化的表述被自然淡化，新的情感身份浮现出来：南京儿女。
美籍华人鲁照宁操着一口南京话，尽管16岁便跟家人移居美国，他仍以“南京人”自居。自2004年开始，他自发协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海外搜集并捐赠有关日本侵华以及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物史料，20多年累计捐赠史料约3000件（套）。日本侵华期间，鲁照宁的二爷爷鲁葆寅遭日军杀害，小姑奶奶鲁美音因营救婴儿被日机射杀。“国史也是家史，国难也是家难。只要我还活着，就要一直做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收集，永不停止。”
和鲁照宁一样从事史料收集，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卢彦名在南京生活了18年，将南京视为“第二故乡”。寻证奔走间，他曾坚持8年追踪，以多份证据证实光华门匾额被日军窃取，还将400多件文物的研究成果自费制成纪录片《血战光华门》，用历史的弧光映照不能忘却的记忆。
旅居奥胡斯市多年的“南京女儿”傅希，在辛德贝格的故乡与玛丽安结识，续写南京与奥胡斯的情谊，还向更多愿意前往中国的丹麦人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南京大学“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团队，用一场场国际科考将南京故事以著作、绘本、展览的形式带到德国、丹麦的多个城市，培育青年一代的历史认知与国际和平理念。
“95后”青年历史学者杨雅丽接过前辈递来的接力棒，继续打捞更多历史细节；夏媛前往日本，履行对外婆的承诺，捍卫真相；留学生王文瑞把南京的故事带到墨尔本街头，向更多愿意了解这段历史的外国人讲述南京大屠杀真相。
从1937年到2025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好像一根坚韧的线，将很多人默默相连。这根线连接着记忆与当下，也从今天的南京出发，指向未来。
“愿我们在铭记历史的同时，守护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尊严，把更包容、更和平的信念传递下去。”王文瑞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喻婷 柏丽娟
